專家呼吁：防控近視要學會“舍得”，還要從孩子做起

     近日，在山東省濟南市舉行的首屆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高峰論壇上，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中心主任、全國防盲技術指導組組長王寧利就當前我國近視防控中的痛點、重點以及難點發表主旨演講，引發與會者熱議。
     53.6%，這是2018年全國兒童青少年近視調查結果。“防控形勢嚴峻。”王寧利說，事實上，近些年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率一直呈快速增長態勢。王寧利認為，這與公眾對近視的危害認識不足密不可分，“在大部分人的認知中，戴上眼鏡，近視問題似乎就解決了。殊不知，近視本身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，尤其是高度近視，可致殘致盲。”
    在國家衛生健康委、教育部等8部委發布的《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》中，設置了一些考核指標。對此，王寧利認為，除了要關注近視發生率等指標外，還要重視近視人群中近視度數的分布變化。“如果低度近視者增多，而中度，尤其是高度近視人數降低，也是防控效果的體現。”王寧利說，約80%近視的發生，由外界環境因素起主要作用，是可防可控的，因此，要抓住這一部分關鍵人群，將近視患病率控制在“合理”范圍內。

    王寧利坦言，當前近視防控的痛點在于“學生減負”與“升學壓力”之間的取舍，“換句話說，要學會舍得，有舍才能有得。”就眼球發育而言，3歲是關鍵期，3歲～12歲是敏感期，12歲～18歲是可塑期，18歲以上則進入穩定期。目前我國乃至亞洲國家的教育制度，3歲～18歲恰恰是學業壓力最重的時期。數據顯示，我國29%的學生每日戶外活動不足1小時，67%的學生不足2小時，73%的學生每天睡眠時間不達標，課后作業時間和持續近距離用眼時間過長。

    “這既是痛點，也是難點。”王寧利表示，此外，我國的高考制度是一考定終身，學業壓力集中，而歐美國家普遍采取考試分數、平時成績和綜合素質“三合一”的方式，“因此，建議要將身體素質考核納入對學生的評價體系”。
    王寧利表示，近視防控也要找準干預靶點，目前已初步探索了近視與表觀遺傳學的關系，相關的作用機制研究還有很大空間；另外，通過篩選找到近視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信號通路或關聯蛋白，從而找到防治近視的最佳位點。
    會上，湖北省鄂州市市長劉海軍介紹了該市發揮政府主導作用，健全投入保障機制，全力推進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，通過實施學生近視防控教育行動、學生學業負擔減輕行動、視覺環境達標行動、陽光體育行動四大行動并抓好篩查、保健、醫療3個環節，2018年該市兒童青少年近視檢出率為48.5%，低于全省和全國水平。
近視防控要從孩子出生開始
    很多年輕家長習慣在孩子哭鬧時塞給他們一個平板電腦，小孩對聲光電很感興趣，往往一看就能安靜下來。但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附屬眼科醫院副院長陳偉蓉在論壇中說，這是一個不良的習慣，容易給孩子帶來近視的不良后果。“防控策略往前移多少都不為過，我們要把防線提到孩子出生時。”陳偉蓉說。
    周行濤則強調了關口前移對預防高度近視的必要性。他說，近視既與遺傳有關，也與后天的環境因素密切相關。如果家族中有一位高度近視的成員，這個家庭更需要從外在環境入手干預。
    “如果在孩子嬰幼兒時就開始防控，即使孩子受到近視基因影響甚至先天近視，他們的近視度數也能得到有效控制。”周行濤建議，對于0-3歲階段的孩子，其眼軸變化也應和身高體重一樣，作為接受檢查的健康評估指標。
    專家提示，每天增加40分鐘的戶外活動可以有效預防近視。“一是小孩子接受自然光刺激能夠促進視覺發育。二是戶外的環境讓孩子不會一直近距離用眼。另外孩子也會感到心情放松，身體更健康。”陳偉蓉說。